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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夏”記憶

我的老家在煙臺福山。上世紀七十年代初,我讀小學。那時的農村叫生產大隊,鄉鎮一級稱做人民公社,村民則叫社員。村里的土地集體播種,莊稼集體收割,農民集體出工,口糧、柴草也是集體分配。

在那個物資短缺的年代,農業實行計劃經濟,只能播種小麥、玉米和地瓜幾個品種。國家對糧食實行嚴格的統購統銷政策,生產隊打下的糧食,要先按上級核定的數量,向國家交售“公糧”(也叫“愛國糧”),之后才能對社員進行分配。

夏季麥子成熟期間,正值北方雨季來臨。生產隊既要忙著搶收小麥,又要忙著搶種玉米,還要忙著前期播種的作物管理。那時農業科技水平和生產效率低,收割和播種全靠人力作業,麥子收割晚了被雨淋了會發芽生霉,影響“公糧”質量;玉米播種晚了、長不到規定天數,也會影響產量。所以各級政府都把“三夏”工作視為重要的任務,稱其為“三夏”會戰。

每年芒種過后,我們村就拉開了“三夏”會戰的序幕。村中心的大喇叭高音量、高頻度地傳達縣里和公社關于開展“三夏”會戰的指示精神,生產隊的干部分頭帶領社員做好各項準備工作:把村邊打麥場的雜草鏟除,用牲口拉著石碾子反復碾壓平整;能割麥的勞動力都把鐮刀磨的鋒快;農機手忙著修整村里僅有的三兩臺已經生銹的拖拉機。

一塊麥子地割完,緊接著就是運輸。生產隊僅有的幾臺拖拉機和馬車運不過來,還得靠人工搬運。男勞力組成挑運組,每人用扁擔挑著兩個一人多高、百十斤重的麥捆,排隊送往打麥場。

打麥場上,機聲隆隆,塵土飛揚。那時的脫粒機設計簡單,不象今天的收割機,在地里就能把麥粒和麥草分離開來。灰頭土臉的社員用木叉挑起麥捆往脫粒機里塞,麥子在脫粒機里打了幾個滾,又從機器里把麥秸、麥粒和麥糠一起吐了出來。需要有人用木耙子把麥秸劃拉走,在麥場邊上壘起一個個麥秸垛,把麥粒麥糠推到一邊,由專人負責把麥粒分離出來。

大人在地里與“龍王爺”爭奪口糧,孩子們也不能袖手旁觀。村里的小學校一般在“三夏”期間放伏假兩周,停課組織學生參加夏收。多數學生由班主任率領,提著簍子到田間地頭撿拾麥穗,送到場上,顆粒歸倉。

緊張的勞動持續一周左右,田里的麥子大部分變成了場上的麥粒。又經過一周多的曬干揚凈,生產隊里的干部組織社員用口袋把麥子裝好過稱,然后裝上拖拉機,敲鑼打鼓到公社送交“愛國糧”。

夏收過后,日子又相對安生了。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,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,農業科技水平有了很大提高,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,一系列惠農富農政策落地,農業和農村已經告別了“大呼隆” 式的生產方式,家鄉的農民早已解決溫飽,白面饅頭不再是稀罕之物,“三夏”的喧囂已化為歷史記憶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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